“我觉得配资实盘网，情况其实没那么糟。”
当知名天使投资人、顺为资本合伙人、易到用车创始人周航说出这句话时，他谈论的，正是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大环境里，无数人都在关心的问题——中美之间的创业之路还走得通吗？是桥断了，还是路更窄了？
美西时间9月27-28日，首届硅谷未来峰会——NEX-T Summit 2025聚焦人工智能的趋势与影响，挖掘“下一步”（Next）的无限可能。在峰会上，一场围绕“中美创业图景：桥梁还是障碍？”圆桌对话环节汇聚了多位投资人、学者、创业者和律师，他们不回避现实的艰难，但也无人轻易唱衰。讨论逐渐趋近一个务实共识：过去那种畅行无阻的“全球化”理想确实遇到了阻力，但新的路径与机会，也正由此被催生出来。这不再是简单的“乐观”或“悲观”，而是一种更务实的共识：环境变了，游戏规则也得变。
创业环境的“温差”
周航以自身在中国与美国两地的创业与投资经历指出，中美创业环境存在显著的“环境温差”。他认为，中国的创业环境更为“严酷”，创业者需要具备“博士生水平”的综合能力，而在美国，“小学生水平”也可能获得起步机会。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融资门槛上，也反映在市场成熟度、竞争强度与政策支持的差异上。
然而，这种“宽松”并非普惠所有领域。 诺亦腾创始人戴若犁从跨境科技创业者的角度，坦言，过去十三年跨境经营“相对容易”，但随着地缘政治紧张、技术出口管制与合规门槛提高，创业“一切都变得艰难起来”。他所从事的动作捕捉、虚拟制作与机器人技术，原本服务于全球市场，如今却必须在“边界条件下进行创新”，承担额外的合规成本与市场分割风险。“如果项目金额不到50万美元，没人会在意……但只要价格标签接近100万美元，你仍然必须经过所有的尽职调查。”这种“小生意自由，大交易敏感”的现象，成为横亘在许多科技创业者面前的现实壁垒。
这种复杂性与矛盾性，在法律与资本的视角下显得更为立体。 Summit Zenith LLP 执行合伙人 Charles Chen 指出，当前创业生态已从“一个世界”裂变为“三个世界”：美国市场、中国市场与世界其他地区。创业者必须根据自身业务属性与资本来源，选择不同的落地策略与组织架构——或在美国扎根并融入本地资本，或回归中国依托人民币基金，或寻求开曼、新加坡、迪拜等“中立根据地”。这种“三国志”式的战略选择，已成为新一代创业者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的核心法则。
全球化还是区域化？创业者的战略重构
如果说创业环境的“温差”是当下必须面对的现实，那么“向何处去”则成为创业者战略重构的核心。
尽管面临障碍，“生而全球化”仍被视为许多中国创业者的“必答题”。周航犀利地指出，中国市场的竞争饱和与增长放缓，正反过来迫使创业者走出舒适区，寻求海外机会。“如果没有这一年的种种冲突和政治上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创业者反而会更留在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的舒适区。现在全球化是摆在每一个稍微有一点理想的中国创业者面前的一个必答题。”
然而，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主导“脱钩”的力量，能否真正如愿以偿？ 对此，周航用了一个精辟的比喻点明关键：“‘想分开’和‘能分开’是两回事。”他进一步阐述，这就像很多过不下去的家庭想离婚，但现实中更多人选择继续维持——这才是常态。那么，产业分离在现实中如何落地？美国试图将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去的战略，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周航以越南为例，指出其虽拥有近亿年轻人口，但内部存在复杂的“南北分歧”和体制瓶颈，难以全盘承接；至于美国鼓吹的“制造业回流”，他更直言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正是这种“分而不易”的现实，为创业者的“区域化全球化”策略提供了空间。 周航观察到，东南亚、中东等地区正成为中国模式、资本与技术的“辐射区”。他以印尼的GoTo、泰国受中国启发的快递公司为例，说明这些市场在经济发展阶段、生活方式与城市结构上与中国更具相似性，因此更易接受中国经验与资源的输入。“他们完全是在中国的辐射范围内，不是中国做的多积极，而是他们就更愿意去跟中国合作和学习，因为情况是比较类似的，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种基于地缘与经济相似性的“区域化全球化”，正成为一股强劲的新趋势。
然而，出海路径并非千篇一律，它深刻受制于企业的业务模式。 戴若犁从B2B与B2C的维度，提出了一个关键分野。他直言，中国本土B2B市场“简直就是地狱”，客户常与供应商竞争，利润率低、信任度弱；而美国B2B市场“真的很好”，客户更尊重专业服务，支付意愿强。因此，对于技术型B2B企业，“必须去国外”成为理性选择。反之，对于拥有庞大用户基数的B2C业务，中国本土市场依然蕴藏着巨大机遇。这也就意味着，创业者制定战略时，必须超越宏观叙事，进行更精细的商业模式诊断。
市场的理性选择，与政治的非理性推力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张力。 斯坦福大学李宏彬教授从宏观视角指出，市场力量仍是驱动全球化的底层逻辑。“作为企业家，各位都追求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如果中国产品更具价格优势，自然会从中国采购。” 他警告，若政治力量强行割裂市场，形成两个独立的经济阵营，将导致“市场规模越小，投资规模就越小，最终将导致双方技术发展速度同步放缓”，其结果将是双输。
教育与人才：隐形的竞争与合作的根基
当讨论从商业策略延伸至人才与创新的源头——教育体系时，问题的复杂程度再次加深。 在讨论中，教育体系与人才流动成为不可回避的深层议题。李宏彬教授以其著作中对中国教育体系的深入分析为基础，指出中国的“中央集权式的等级化竞赛”模式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领域培养出大量基础扎实的人才，为AI时代提供了特殊竞争优势，但其对批判性思维与社交能力的压抑也是不争的事实。
现场观众的提问，将中美教育模式的差异与创新能力的关联推向了前台。 针对高考“一考定终身”的模式是否阻碍创新的疑问，李宏彬给出了一个关乎社会文化的深刻解释：中国人对考试制度的执念，源于对“透明、客观且相对公平”的追求。尽管美式“全人评价”在理论上更理想，但在中国当前的社会信任结构下难以推行。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教育体系改革并非简单的模式移植，而是深植于社会文化土壤与治理逻辑的系统工程。
尽管存在分歧与阻力，但人才流动与技术合作的内在需求从未断绝，并化为与会嘉宾的具体行动。 这正是希望所在：李宏彬通过组织斯坦福学子访华，让美国未来的领袖“亲眼见证真实的中国”；周航更加积极地投资与支持在美创业的华人青年；Charles Chen 持续为跨境企业提供落地的法律与战略咨询；戴若犁则坚持着“每两个月来美国工作两周”的物理穿梭……这些行动本身，就是在对抗割裂、搭建桥梁。
“我们要全力守护这座桥梁。” 主持人何菁在论坛结尾时总结到。在政治张力与市场壁垒日益突出的今天，中美创业图景既不是单纯的桥梁，也不是绝对的障碍，而是一片正在被坚韧的个体和理性的资本共同重构的生态。
这场圆桌讨论并没有提供简单的答案，但它清晰地揭示：创业已超越商业本身，成为地缘政治下的生存策略、全球化信念的实践路径的试金石。而无论是“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还是“每两月飞一次”的坚持，都在提醒我们——桥或许变窄了，路或许更难走了，但只要有人在走，桥就不会断。
（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 作者｜韩敬娴 编辑｜李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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